黃金攻堅戰

1986年的一天，上海城隍廟附近，一家店鋪門前排著彎彎曲曲的長隊。

“這是要買什么？”從貴陽到上海出差的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盧煥章上前詢問。

排隊的人告訴他，是要買金戒指、金耳環等黃金首飾，因為每天限量供應，必須提前一天排隊。

回到貴陽后，盧煥章把看到的這一情形講給同事中國科學院院士涂光熾聽。

“這說明了什么？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后，就有購買黃金飾物的需求，然而我國的黃金產出卻難以滿足現實需要。”涂光熾說，“研究找礦、成礦的我們負有責任，應該急國家、人民之所急，趕快行動起來。”

1986年，涂光熾（左五）等人考察廣東省高要金礦。

1987年，涂光熾與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達聯名向國務院“請戰”，建議我國在尋找黃金資源和加速黃金開發工作中充分發揮中國科學院多學科綜合性優勢。

從那一年起，中國科學院開始了為期10年的黃金攻堅戰，通過多學科、多“兵種”的綜合性研究，為我國黃金資源勘探和金礦選冶作出突出貢獻。

工作中的涂光熾。

1 23個所“攥成一個拳頭”

1988年1月，天寒地凍，中國科學院“黃金攻堅戰”備戰氣氛卻十分熱烈。

獲得國務院批準后，中國科學院將探明中國黃金資源列為重大科研項目，迅速成立黃金科技工作小組。孫鴻烈擔任組長，涂光熾、陳國達、葉連俊、陳家鏞4位院士具體指導、參與決策。

很快，中國科學院調集了地質、地化、化冶、化物、應化、遙感等方面的23個研究所的500多名科技人員，組建了一個多學科、多“兵種”的攻堅團隊，參加黃金科技攻關。

“中國科學院在黃金這一對國家至關重要的大問題上，組建了一支很強的力量。我們在分解課題、組織管理上都本著‘攥成一個拳頭，集中優勢力量，解決急需問題’的原則，下決心取得幾項突破，而不是寫出幾篇論文，也不是產出幾項小成果。”孫鴻烈說。

黃金的產量和儲量不僅體現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更是一個國家支付能力的重要保障，事關國家經濟發展和安全大局。

20世紀70年代末，全球興起“黃金熱”。一批大型、超大型金礦被發現，一些國家的金產量成倍增長，不僅改變了世界黃金產量格局，也影響了全球經濟社會走勢。

到1988年，位居黃金產量全球前三位的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的年產量都已超100噸，美國更是超過200噸。而當年我國的黃金產量僅為40噸左右，遠不能滿足國家建設需要。

面對國內外環境，國務院提出“加快發展黃金開采，五年內產量要翻一番”的目標。

這一任務十分艱巨。彼時，因為缺乏先進的探礦技術，我國金礦以中小型礦山為主，且開采的都是深度500米以內的淺部金礦體，尋找新的金礦乏力，選冶技術也相對落后。

針對黃金生產中存在的關鍵問題，中國科學院黃金科技工作小組先后設立了40多個課題展開攻關，而其目標則如孫鴻烈所說，“一定要在地質和采選冶方面做出幾項有推動性、有影響力的成果”。

2 誓師“攻碉堡”

1988年3月8日，中國科學院黃金科技工作會議在北京開幕。會議一連開了4天，討論氣氛熱烈。

這既是一次誓師動員會，又是一次攻關落實會。

這次會議確立了中國科學院黃金科技工作的奮斗目標，要求500多人的“大部隊”遵循同一道指令：理論上有突破，儲量上有貢獻，技術上有創新，并向生產延伸。這一系列硬指標猶如一座座碉堡，只有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才能攻克。

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白美清認為：“這次會議對我國黃金生產起到重要的戰略性作用，是我國黃金事業大發展、黃金行業邁向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會議結束后，中國科學院精心組織的黃金科技攻堅隊迅速奔赴野外找礦一線。

在新疆、粵西、海南，他們探索快速尋找金礦靶區的途徑，以期找到10～15個新靶區；在黑龍江、內蒙古、陜甘川、新疆阿爾泰，他們研究江河水系發育地砂金礦的分布、富集規律；在閩浙、川滇、桂西，他們開展金礦新類型研究，開辟我國金礦找礦遠景區。在這一進程中，遙感、地質、地化、地物領域的專家通力合作，中國科學院建制化科研的優勢被發揮到極致。

在選冶方面，他們有針對性地研究金礦的無氰冶煉和復雜金礦類型的綜合利用，對品位低、儲量大、黏土型超細金礦和多金屬的復雜金礦展開攻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黃金科技工作小組還組織了地質科技、選冶科技、地質遙感科技3個考察團，分別由涂光熾、陳家鏞和郭華東帶隊，前往美國、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取經”。

“看看是必要的，可以增長我們的見識，不做井底之蛙。”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劉秉光曾跟涂光熾到南非考察。他記得看完黃金儲量和產量均居世界第一的南非維特瓦特斯蘭德金礦后，涂光熾曾這樣說。

看完南非的大型金礦后，大家陷入了沉思。我國大型礦山極其缺乏，90%的金礦為中小型礦床，金儲量在20噸以上的大金礦不足10%。而世界上有些國家，一座金礦動輒就是幾百、上千乃至上萬噸的金儲量。我國有沒有超大型金礦？如何找到超大型金礦？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劉秉光記得，當時許多人認為，中國也可以像南非等國家那樣找尋超大型金礦。但涂光熾卻認為：“南非蘭德型金礦很大、很老，但中國沒有，何必勞民傷財去做這樣的事呢？我們要依照國情、地情，走自己的路，包括金礦的發現、開采和擴大。經過努力，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陳家鏞也持這一觀點。考察回國后，他指出：“我國金礦與國外相比有很多不同，中國學者要根據我國金礦的特殊情況做一些開創性研究，否則，老跟著國外走，就難以找到合理利用本國金礦的方法，既空耗精力，又浪費資源。”

“譬如，碳質金礦、微細粒（即微細浸染型）金礦，國外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很好的開采辦法。但我們國家這種礦很多，若我們都不去開采，那怎么行？”陳家鏞說。

1990年，涂光熾（后）應邀到東坪金礦考察。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供圖

3 摸出中國“找金路”

1991年8月，在山東招遠縣三山島，71歲的涂光熾和10多位科技人員爬進礦井的鐵架子車，在車輪的滾動與山體共鳴發出的巨大聲響中，下到海拔-100多米的一口廢井。里面沒有照明設施，伸手不見五指，他們只好在微弱的電筒光下前進。

井底水深過膝，他們沿著高低不平的泥道行走，稍不小心就會陷入深洼，抬腳都困難。但涂光熾一行顧不得這些，全神貫注地細心察看兩壁的巖石走向及礦化現象，了解地層含金情況。由于通風不好，涂光熾感到有些胸悶，忍不住眉頭緊鎖。終于找到一塊好標本后，他臉上的皺紋形成的“五線譜”頓時譜出美妙的樂章，笑意根本藏不住。

涂光熾的學生、貴州大學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教授張竹如、副教授陳世幀回憶：“那時，涂先生年事已高，胃和心臟做過兩次大手術，但仍然堅持到野外實地考察。”

在兩人眼中，涂光熾在做學問上極其嚴謹，有時甚至達到苛刻的程度。1993年8月盛夏的一次考察中，考慮到天氣太熱、要看的地段多，且有的地段交通很不方便，為了不使涂先生太勞累，他們倆事先將各地段的照片和采集樣品拿出來，向他作了詳細匯報，希望老師少走一些路。

“但涂先生卻說‘這些照片上的點我都要看’。”張竹如他們勸不住執拗的老師，只好繼續和他一起進行野外考察。

在膠東地區的一次金礦地質調查中，涂光熾找到了招遠等礦區礦源告急的原因，提出了“攻深找盲”的“金點子”，并在招平斷裂帶地表下550米至1000米深部找到了多處隱伏礦體，探明黃金儲量180噸——這相當于找到了一座超大型金礦床！

他還跑遍了第二故鄉——貴州的山山水水，發現貴州是全國微細粒金礦、紅土型金礦儲量最多的省份。涂光熾率隊到黔西南貞豐縣爛泥溝、水銀洞等地考察，助推黔西南州成為“中國金州”。

1992年1月11日，涂光熾（右一）出席滇黔桂微細浸染型金礦研究評審驗收會。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供圖

從東北到西南，從西北到東南，攀崇山峻嶺、穿荒漠戈壁、越沿海之濱，涂光熾帶領科技人員下過的礦井不計其數。根據這些考察，涂光熾凝練出一系列理論，把我國金礦分為六大類，對重要砂金產地緣何主要為高寒凍土帶作出了解釋，強調了綠巖帶型等類型的金礦深部找礦的重要性，并區分了陸相火山巖和海相火山巖中賦存金礦的地質地球化學特征差異性。

通過一次次找礦實踐，陳國達、葉連俊等也分別提出地洼構造與金礦、外陸架盆地沉積、層控金礦床等論點。

在當時金礦勘探缺乏理論支撐的情況下，中國科學院黃金科技攻堅隊提出的成礦理論新突破及成礦帶預測的新觀點，在探尋金礦的工作中發揮了導向作用，為產業部門提供了重要參考，深刻影響了我國地質找礦的走向。

4 “枯礦”又逢春

距離北京200公里的河北遷西縣，是20世紀90年代十大國有黃金礦之一“金廠峪礦”所在地。彼時，該礦已經是一座開采了30多年的老礦山，累計鉆探巖芯2.8萬多米，被認定為“金礦資源已枯竭”。

金廠峪礦的領導想做最后一次努力。他們請中國科學院專家來“號脈開方”：這里到底還有沒有黃金？如果有，在哪里，有多少？

經過實地考察，中國科學院黃金科技攻堅隊從理論上否定了“金礦資源已枯竭”的說法，并提出了構造控礦的新觀點。他們通過地球物理、遙感、地球化學等多個專業的協同攻關，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勘探方案，并著手嘗試。

不試不知道，一試嚇一跳。工作人員只打了17個鉆孔，就有14個鉆孔見礦！據保守估計，金廠峪礦的遠景金儲量可增加30噸左右。一個被判“死刑”的瀕危金礦山就這樣死而復生，重新恢復了青春。

“金廠峪礦是全國200多座危機金礦山中找礦難度最大的一個。中國科學院敢于啃這塊‘硬骨頭’，并且取得了突破，這一成果意義重大。”國家黃金管理局一位負責人如此評價。這說明，中國科學院不僅有能力開展金礦的宏觀、理論性研究，也有能力和實力開展微觀、直接解決找礦難題的應用性研究。

當時，中國類似金廠峪礦的“危機礦山”很多，中國科學院黃金科技攻堅隊的成功突破，帶動了全國礦山找礦增儲科研工作的開展。

利用遙感拍攝到的金礦地質照片。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供圖

10年攻關中，中國科學院科研人員還發現了一系列新類型金礦。例如，他們發現云南大理的北衙鉛鋅礦實際上是一座具有20多噸規模的金礦，而且在礦區22平方公里范圍內新發現和評估了40多個礦體，明確了其68.83噸金、839噸銀的科研儲量。當時的大理州州長異常激動：“感謝中國科學院為少數民族地區所作的貢獻！”

選冶技術也取得新突破。賦存于沉積巖中的微細浸染型金礦是一種難選冶金礦，我國滇-黔-桂、川-甘-陜兩個“金三角”發現該型金礦儲量達500噸以上，但因該類型礦石的選冶難度大而無法開采。中國科學院再次發揮“多兵種作戰”的優勢，地球化學領域科研人員弄清了該型金礦的賦存狀態、地質專業領域科研人員探明了成礦規律和礦石結構構造、化冶專業科技人員解析了提取工藝，從而系統解決了該類金礦的選冶問題。他們研究出的工藝方法適合中國國情，既減輕了環境污染，又節約了能源。

十年磨一劍，中國科學院的黃金攻堅戰從找礦到選冶、從理論到實踐均取得重大突破，中國黃金生產由此進入一個嶄新階段。

1995年，我國黃金產量首次突破百噸大關，成為繼南非、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加拿大之后第六個年產黃金百噸以上的國家。

不少專家認為，我國黃金科技工作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因為我國大型及超大型金礦的預測、勘探、開采和選冶技術研發比發達國家至少晚了25年。

中國科學院黃金科技攻堅隊取得的成就得到產業部門、科研同行的關注。很多礦業企業、礦業研究院所紛紛找上門，請他們去交流經驗、開展合作。

“10年攻關，我們不僅交出一份令國家滿意、企業滿意的答卷，而且探索出一條更有效地為國民經濟服務、更好地發展科學技術的新路子，讓中國科學院成為中國黃金科研的一支重要力量。”孫鴻烈表示，“這次實踐還證明，中國科學院必須走在科學技術的最前頭。無論哪一個領域，只有先取得理論突破，才能在技術上有根本性突破，也才能對國家科技工作起導向作用。”

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黃金行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2023年，我國黃金產量達375.155噸，居世界首位。站在歷史新起點，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正在積極投入新的礦產資源成礦理論與找礦方法研究的攻堅戰，繼續書寫創新驅動發展的新篇章。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實習生蒲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