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博后的困境

　　Sophie Thuault-Restituito足足做了十二年的博后！她第一個博后是在倫敦做的，04年的時候來到了紐約大學（NYU)開始了第二輪。之后的八年時間，經歷了兩個實驗室后，她還是一名博后，靠著申請到的基金給自己發工資。她一直在研究老年癡呆，卻沒有在牛逼期刊上發表過太多文章，因此她想在歐洲或者美國找到教職是基本沒戲。她熱愛科學，經驗豐富，但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知道她需要更穩定的生活，已經失去科研動力的她覺得自己不是科研這塊料。

　　2013年的時候，她決定換工作。這是一份紐約大學實驗室業務經理的職位，她主要負責實驗室之間的協調調度，從而營造更好的合作和創新環境。這份職位有固定工作時間，工資福利也更好，她很滿意。然而，她后悔當年做了那么多年的博后，她覺得自己至少浪費了五年時間。

　　Sophie Thuault-Restituito是當下博后制度缺陷的一個縮影。這些技藝嫻熟的科學家是科學研究的主要推動力，然而他們的收入和貢獻不符，很難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當前博后的數目出現了井噴的現象，就美國而言，從2000年到2012年，博后增加了150%，然而終身教職或者其他全職教職的崗位卻達到了平臺期，有些地方，甚至還減少了。許多博后最后離開了學術圈，但是那些留下來的人處境尷尬，有的甚至成為了“終身”博后：手上有好幾個課題，在一個地方呆了好多年。據統計，2013年美國有超過40,000名博后，大約有4，000個博后已經做了六年以上的博后了。

　　關于博后制度改革的聲音越來越大，2014年12月份，美國科學院召集的一個專家委員會發布了一個關于改變博后困境的報告。委員會呼吁提高工資標準，當前博后的起薪標準是一年42,840到50,000美金，同時規定博后的年限為5年。美國國內的資深科學家早已在PNAS上撰文指出供過于求的博后是當下科學界最緊急的問題之一。

　　改革是困難的，十五年前美國科學院就做了類似倡議卻收效甚微。但是一些機構和國家已經開始了嘗試。一些美國大學已經開始執行博后5年上限，新西蘭不經意間已經開始減少博后的數目，一些實驗室嘗試給那些“終身”博后一個薪水更高更穩定的職位。

　　博后年限

　　早在08年，Thuault-Restituito還在NYU的時候，NYU的醫學院開始嘗試一個新的政策：已經做了五年以上的博后不予繼續聘用為博后，這五年包括你在別的學校做博后的時間。在2014年，400名博后中有35名因為他們的博后時間到了，被迫走人。

　　美國博后協會的主席同時也是NYU藥學院博后項目的主管Keith Micoli說道：“這個會趕人走的新政策是不討人喜歡的，但是卻可能解決兩個棘手的問題。有些博后總覺得自己多呆一年，就能多攢一些資本，簡歷會更好看一些。還有一些“終身”博后一直干到自己的老板都退休了，然后就失業了。”因而有個工作年限會強迫這些博后去做職業規劃，想清楚他們到底想干什么。2014年離開NYU的博后中，找到教職和離開學術界的大約各占一半。

　　其他大學包括加州大學系統和北卡教堂山分校（UNC)都已經實行了博后上限五年的政策。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博后和他們的導師依然可以申請六年，有些博后會換個頭銜但其實還是個博后。上文提到的Thuault-Restituito就是個例子，她做到第五年的時候，由于五年博后政策的限制，她的頭銜變成了副研究員，副研究員本應該是個職稱，意味著更好的待遇，然而她的工資還是那樣，她還是那個換湯不換藥的博后。

　　北卡教堂山分校主管博后工作的Thompkins說道，“在UNC,大多數新來的博后是認可新政策的。他們剛開始做博后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計劃如何過渡到一個正經工作，一有機會他們可能就會去抓住。這樣的規劃對于那些研究生來說就應該有，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將來可能會遇到的學術瓶頸。在美國，大約有65%的博士選擇做博后，最后只有15-20%的博士會在學術界找到終身教職。在歐洲，競爭更加慘烈：英國的博士畢業生只有大約3.5%能夠進入學術圈。

　　超級博后

　　如果一個博后很優秀的話，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回報他。不管是2014年的美國科學院報告還是先前的報告都在要求實驗室負責人設置一個高級科學家或者超級博后的位置。這些職位有著更好的待遇。同時終身制的穩定工作崗位對于那些才華橫溢卻又不想自己弄實驗室的博后很有吸引力。

　　一些實驗室和機構早就這么做了。Lippincott-Schwartz在美國NIH的細胞生物學實驗室就有兩個超級博后，一位負責細胞內部結構超分辨成像技術的軟件開發。另一位是顯微鏡專家同時還是實驗室管理員。他們幫著帶學生，寫文章，跟蹤最前沿的科技進展。Schwartz說她的這兩個博后是她實驗室的支柱，他們非常喜歡科學，卻又不喜歡干那些實驗室負責人（PI)會遇到的行政事務。她給他們開的年薪也比普通博后多出兩萬到三萬美金。這部分錢，她會想辦法從NIH給的年度經費中擠出來。

　　但不是所有的實驗室有足夠的錢留住這些超級博后，在有限的經費下，權衡之下，只能少招點人。擺在實驗室老板面前的問題是一方面如何用有限的經費招到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產出；另一方面是如何留住那些才華橫溢的人。

　　科羅拉多大學的分子細胞學教授Leslie Leinwand正在經歷這樣的煩惱。她實驗室的運轉依賴兩個超級博后，Massimo Buvoli和Steve Langer，他兩在實驗室呆了接近二十年。如果她想給這兩個博后高級科學家（staff scientist）的位置，她需要多付工資，接近一個項目經費的三分之二，而實驗室的運轉也依賴這些錢。Leinwand說她經常半夜醒來擔心Steve和Massimo的工資問題，她知道她應該多付些工資，可是她付不起。麻省Broad研究所的一名計算生物學家Anne Carpenter曾經試圖申請更多的經費用于支付這些超級博后而不是科研菜鳥的工資，她得到的回應是，你為什么找這么貴的人干活呢？

　　好消息是今年三月份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正在提議設立一個項目用于給那些超級博后開工資，每年七萬五千到十萬美金，共計五年。計劃在未來十八個月的時間里，資助50到60名超級博后。

　　控制實驗室規模

　　Tilghman說，真正解決博后問題的方法是改變實驗室的人員配置，控制人數同時提高終身制科研人員（staff scientist）的比例，減少科研菜鳥的數目。美國科學院的博后報告也正是這么建議的。

　　實驗室PI們偏愛招便宜的諸如研究生和博后這樣的勞力，然而，這是一種短視，因為一個高級資深科學家（staff scientist）干的活能抵好幾個科研菜鳥。美國科學院委員會的前任主席Gregory Petsko說道：“一個有著很多科研新手的實驗室并不一定能夠保證科研產出。我不認為我們的實驗室需要我們現在的規模。設立博后年限，減少博后位置，提高資深科研人員（staff scientist）的比例等策略能夠幫我們減少博后泡沫。現在一個畢業的博士似乎都默認去做博后了。如果博后意味著特別，意味著與眾不同，那么博后的門檻就該提高，至少要高過讀博的門檻。

　　問題是科研界會買賬嗎？我們沒有就此問題采訪實驗室負責人或者博后，他們愿意少招點博后嗎？也許國家應該出面干預，一部分科研經費可以被分配給學校而不是實驗室用于創造更多高級資深科學家的崗位。

　　Davy指出這樣的方案應該在全球推廣，否則一個人在美國找不到博后可能會跑到加拿大去找博后。在理想的世界里，不管一個人喜歡在哪兒做博后，都應該能被資助。一個熱愛科研的人應該去最好的實驗室工作，在那兒工作和學習，這樣的實驗室應該遍布全世界。

　　至于文章開頭提到的博后Thuault-Restituito，她完全不用后悔，只是如果讓她重新選擇一次的話，她可以早點換工作。她自己也覺得做博后的人太多了，她的建議是如果你不是對于做博后這件事150%確定的話，那還是別做了。

　　下圖為Nature網站上一個問卷調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