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打破諾獎得主論斷，他讓中國“發光”

在我國，提到發光學，就不能不提中國科學院院士徐敘瑢。

徐敘瑢倡導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研究室，作為主要創建人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激發態物理開放實驗室”和“鐵道部信息存儲、顯示與材料部級開放實驗室”；組建了我國的發光學會，開創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專業，培養的人才大多成為了我國發光學領域的中堅力量與學術帶頭人。

4月23日，是他的100周歲生日。我國著名物理學家黃昆評價說：“徐敘瑢教授的名字是和我國發光學科的開創和發展分不開的。”

然而許多人并不知道，徐敘瑢最初的科研興趣并不是發光學。

徐敘瑢（右）在進行光學實驗 

中途改行，投身國家科研空白

1945 年，剛剛從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的徐敘瑢，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任助教，并成為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教授的研究生。

23歲的他，已經找到了自己喜愛的研究方向——光譜學，并展開了科研的“攻堅戰”。

然而此時，剛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正從各方匯聚人才，組織上決定調他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從事固體發光科學研究。

要放棄鐘愛的研究方向，中途改行，這讓他感到為難。

“20世紀五十年代，國家安排我從事發光工作。當時這個工作是中國的空白，全國沒有任何人做這方面的工作。”徐敘瑢回憶說，當時只有清華大學的范緒筠教授在外國實驗室做，“他在外國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和我們國家也沒有什么關系”。

但是，考慮到固體發光在我國是一項空白，國家又迫切需要，徐敘瑢毅然服從了組織決定。

徐敘瑢的這次“轉身”，成為中國發光學走向國際舞臺的開端。

1951年，徐敘瑢被派往蘇聯科學院列別杰夫物理研究所深造，師從國際著名發光專家安東諾夫教授和康斯坦丁·諾娃教授。

打破諾獎得主論斷，贏得尊重

在蘇期間，徐敘瑢經歷的兩件事讓他畢生難忘。

第一件事引起了轟動：他的實驗結果打破了國際著名固體物理學家、后來的諾獎得主莫特（N. F. Mott）的論斷。

當時，莫特不止一次在《晶體中的電子過程》等專著中提出“導帶電子是不可區分”的結論。但徐敘瑢對這個結論存有疑惑。為了解惑，他不分晝夜地進行科學驗證，開展了大量實驗。

1955 年，33 歲的的徐敘瑢用實驗數據證實：當用不同的方法使電子能量不一樣時，導帶電子在發光中的表現是不同的，從而證明了“導帶電子是可能區分的”。

徐敘瑢這一創造性發現，描述了不同能量的導帶電子具有不同的行為特征，開創了過熱電子研究的先河，也澄清了蘇聯和英國兩大權威學派對“發光衰減規律認識”的爭論中各執一詞的偏頗。

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孫子、光學家列夫·尼古拉·托爾斯泰對此不吝贊揚之詞：“徐的工作是一項非常漂亮的工作！”

誰料，徐敘瑢這項讓莫特有點“下不來臺”的工作，竟贏得了莫特對他的尊重。

徐敘瑢回憶說，1981年，他去英國訪問，“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黑爾色姆請我到威爾士雷達及信號中心去參觀。我到火車上一看，非常驚訝，莫特已經在那兒等候多時了。”

那次，莫特陪著徐敘瑢到了威爾士，直到第二天聽完他的報告才離開。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觸動。”徐敘瑢后來回憶說：“這說明莫特的胸懷是寬闊的，真正的大科學家，要看整個科學的發展，而不是只盯著自己的那點成就。”

“只有富足還不夠，還要有先進的文化”

在蘇聯經歷的第二件事，讓徐敘瑢對國家民族有了深刻的體會。

1953年的一天，徐敘瑢走在街上遇到一位蘇聯軍官。那位軍官對他很熱情，稱他是“英雄的中國人民使者”，非要拉他去酒館里喝一杯。

自 1950 年 7 月至 1953 年7 月，中國人民志愿軍遠赴朝鮮“抗美援朝”，將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趕回“三八線”以南，大大振奮了民族士氣，贏得了國際尊重。

“我本來不會喝酒，但盛情難卻。”徐敘瑢說，這件事對他觸動很大：“只有國家強盛了，別人才會用另一種眼光高看你。”

這種觸動一直伴隨著徐敘瑢。1965 年，徐敘瑢隨一個科學代表團去東歐訪問。有人問他：“你們在做什么材料？”他答：“在研究粉末電致發光。”對方酸不溜秋地說：“只有東方人的智慧才能做這么復雜的東西。”

“這句話其實是在諷刺我們。”徐敘瑢說，當時中國科技落后，常被人瞧不起。后來，經過努力，我們利用粉末電致發光技術實現了大屏幕顯示的應用，后來還在人民大會堂服役了近 7 年。

“必須國強民富，才有力量和世界各國去抗衡。”徐敘瑢說，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的日子開始變得比較富足。“但只有富足還不夠，必須要有先進的文化——在科學、文化、體育等各方面要全面發展，才是真正的強大。”

徐敘瑢有著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懷。他曾在作客媒體直播間時說：“什么是愛國主義？我理解，我們每一個人盡最大的努力使得國家變成一個有先進文化、又強大又富足的一個國家。現在我們中國是要向自主創新轉型，科學家盡量要淡泊名利，為國家多做創新的工作；另外我們的工作必須配合國家的需要并結合實際，這兩方面都要做，不要偏廢。”

奠定中國發光學基石

徐敘瑢如此說，也是如此做到的。

1955 年 5 月從蘇聯學成回國，徐敘瑢就投身中國發光學科的科研建設之中。

他先是與物理學家許少鴻、黃有莘教授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組建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研究室，率先進行陰極射線發光、光致發光、場致發光的研究。

此后，他先后被調到中科院長春物理研究所（后合并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天津理工學院（后更名為天津理工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單位。

在北京交通大學，他僅用了 3 年時間，就建設了設備先進、實驗手段完備的“鐵道部信息存儲、顯示與材料部級開放實驗室”，成為學校的“211重點建設項目”。

徐敘瑢在哪里工作，發光學研究基地就建設在哪里。

他的研究也不落窠臼。1982年，徐敘瑢對上千例癌血清的特異熒光進行研究，從中獲得作為判據特征峰的定量標準，該項研究成果在國內獲得科技進步二等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授予他“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

截至1988年，徐敘瑢在藍色場致發光研究方面發表論文70多篇，其提出的“分層優化方案”是國際首創，并被國際同行廣泛引用。

1994年，在國際場致發光學術討論會上，徐敘瑢在國際上首次提出了第三代場致發光模型。兩年后，他的“分層優化場致發光顯示器”獲得發明ZL，并以此試制了雙色顯示屏，在許多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徐敘瑢的光學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多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使我國的發光材料產品走向工業化生產，并大規模投放國際市場，在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讓中國發光學走向世界舞臺”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徐敘瑢在發光學領域的一些成果已經為國際同行所了解，國內外的發展水平也沒有代差。但“文革”過后，當徐敘瑢再出去的時候，“有些就已經看不懂了”：“人家的方法、提出的問題、所用的設備，都是新的。”

回來以后，徐敘瑢想：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1978 年，徐敘瑢升任長春物理所所長，立即著手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培養人才。他派出去大概42個人到不同的國家，哪里水平高、哪里有比較強的研究人員，就送人去哪里學習。

第二是更新設備。當時有很多人反對，但他還是堅持在所里成立一個能譜實驗室。

第三是調整課題。他認為，原來的課題太陳舊了，要更改成新的課題。

這些舉措很快產生了效果，自1980年開始，一些新成果陸續產出。

1983年，徐敘瑢組織召開發光學會議，會上他就提出，要想辦法召開國際學術會議，這個提議獲得了一致同意。

1984 年，每3 年一屆的國際發光會議在美國麥迪遜召開。這是全球發光學領域最高水平的學術性會議。

為了把中國發光學推向國際舞臺，徐敘瑢在自己才做過開顱手術不到一百天的時候，就出國爭取辦這項國際會議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7 年，第 8 屆國際發光會議在北京舉辦。

“原來還有人認為‘這個會在中國開，不是開玩笑嗎？’但這個會開完了以后，外國人開始以另外一種眼光看中國。”徐敘瑢回憶說，自那之后，中國已經辦了 4 次國際會議了。

不過，徐敘瑢認為，我們在發光學的理論研究方面仍有不足，希望中國人能在這方面“作出應有貢獻”。

科研主張：“路邊的野花不要采”

“徐先生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位可敬可愛的長者。”回憶起恩師徐敘瑢，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王永生對《中國科學報》說道：“先生身上有一種精神，一直很有斗志，他就是那樣和藹可親、治學嚴謹，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

王永生至今記得徐老當年手抖得厲害還堅持給他改英文論文。“查資料、找選題、寫論文，先生不嫌棄學生們什么水平，他手把手的教。”

王永生說，徐老常給他們講“小紅帽”的故事，告誡他們不要像“小紅帽”似的，在去外婆家的路上采花捕蝶耽誤了要事：“他常說搞科研講求持之以恒，要堅持自己的方向，‘路邊的野花不要采’，要做深學問、做大學問。”

為了培養學生的創新求實精神，徐敘瑢要求他們做科研要經歷 3 個階段：一是“批判”文獻，從中看到不足，找出應該發展的路子；二是“批判”導師，找出導師的不盡之處，從學習導師到分析導師；三是“批判”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做到了知己知彼，才能在探索科學真理的過程中到達爐火純青的高度。

“徐先生提出的三階段，也正說明了科學進步是一個不斷攀登、曲折迂回的過程，這對我在培養學生方面，影響非常大。”王永生對《中國科學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