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學者親切的師長——紀念周光召先生

我最早知道周光召這個名字，是在1960年前后。當時我在莫斯科學習，蘇聯物理學界最權威的俄文期刊是《實驗與理論物理》，我在閱讀這份雜志時，注意到周光召發表的多篇基本粒子理論方面的論文。當時他是位于蘇聯杜布納的聯合核子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員，他的成果已得到高度評價，這位杰出的青年學者引起了物理學界的重視。

1984年，杜祥琬與周光召（右）在意大利IUPAP會間。杜祥琬供圖

20世紀60年代初，光召回國，即投入中國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工作，是突破原子彈的主要帶頭人之一。我畢業回國后，被分配到九院理論部工作，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等，當時也就三四十歲，他們帶著一批更年輕的人，正著手突破氫彈原理的工作。有幸在他們領導下工作，他們的學術功底、平易近人和嚴謹學風使我們深受陶冶。他們提倡學術民主，圍繞如何突破氫彈原理，開“鳴放會”，讓大家廣開思路，建言獻策。我們一參加工作就受到“三老、四嚴”（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嚴肅、嚴密、嚴謹、嚴格）學風的教育。為探索氫彈原理，去上海出差算題，他們和大家一起坐火車去。1966年底進行氫彈原理試驗，零前（試驗前），光召、于敏和我們一起住帳篷，坐在地鋪上，用計算尺、手搖機反復推敲理論預估的數據。核武器可以說是應用性很強的研究工作，但中國自主突破核武器原理，解決其中一系列的物理和技術問題，卻有賴于各基礎學科知識和方法的硬功夫。光召在數理方法方面的深厚功底和勤于思考，在原子彈和氫彈的突破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我國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過程中，蘇聯提供的一份資料上的個別數據的可信性，引起了大家激烈的爭論。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銳和智慧，做了一個“最大功”的計算，確認那份資料上的數據有誤，從而結束了爭論。后來的試驗結果也證明了他計算的正確性。這是基礎學科功底深厚的人在應用研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好例子。同時，這也是一位科學家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洋人，而是唯真求實，堅持科學真理的勇氣和品格的表現。他還帶頭編寫講義，為大家講授“爆炸物理”“二維流體力學”等，培養青年研究人員，讓大家邊干邊學，干成學會。

光召和理論部的同事們一起度過了“文革”十年的困難時期，受著批判還得堅持“業余抓生產”。1969年，根據“一號命令”，軍管下的理論部被一鍋端地搬遷至四川“三線”，光召和我們一起坐著貨運的悶罐子車，走走停停地歷經幾十個小時來到曹家溝。在溝里，每頓飯是4分錢的熬白菜或煮蘿卜，一會兒就餓了，大家周日只好到梓潼縣的小餐館去改善一次生活。由于完全沒有工作條件，幾個月后我們不得不陸續“出差”回北京九所原址工作。1974—1975年，鄧小平同志短期復出工作，強調恢復生產。當時光召已是理論部（已改稱九所）的業務負責人，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成立了“規劃組”，由李懷智任組長、我任副組長，在部主任的領導下，負責制定“發展規劃”。上級為九所干部辦的“搬遷學習班”，最后也變成了恢復科研生產的學習班。光召、于敏等決定重建“中子物理室”，要我擔任室主任，我在工作中一直感受到他們高水平的指導和強有力的支持。

核武器這支隊伍對周恩來總理懷有很深的感情，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清明節前夕，九所各室的同志們扎了14個花圈，光召和大家一起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了花。此事竟引起了“四人幫”的追查，所里貼出的悼念總理的詩詞也被打成“反革命詩詞”受到批判，我也在被批判之列。不久，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大家都住進了抗震棚。精神和體力的重負之下，又正值炎熱夏日，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痢疾，不得不住進危樓養病。光召特意趕來看我，他坐在我的床邊，話語不多，但他的各層心意，我都深深領會了。

后來，光召走上了中國科技界的領導崗位，為推動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84年，在李政道先生的斡旋下，他作為中國物理學會的負責人，與在我國臺北的物理學會進行了談判，簽署了協議，使中國物理學會恢復了在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中的席位，而把臺灣的學會稱為“位于中國臺北的物理學會”，這一模式后來為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所采用。同年8月，光召率中國物理學會代表團赴意大利底里亞斯特參加IUPAP大會，這樣，新中國的物理學會正式成了IUPAP的成員。光召隨后當選為IUPAP副主席，代表團成員還有楊國楨、趙凱華和我等幾個人。這次隨光召出訪，也是改革開放后我第一次出國，目睹光召從容不迫地處理各方面的問題，是很好的學習機會。他還在會間散步時對我說：“做國防科研時，不放棄基礎研究，這樣才能適應國際學術交流的需要。”這句話給我留下寶貴記憶，實際上，他正是這樣做的榜樣，他和蘇肇冰關于閉路格林函數方法的研究工作，正是他在九所工作期間進行的。那次出訪前，他還對我們幾個人說：“意大利會后，我就不管你們了，誰要去哪里訪問自己聯系。”我于是聯系了意大利、瑞士和法國從事中子物理學研究的同行，進行了幾天學術交流、訪問，這是光召給我的一個鍛煉的機會。

光召在擔任中國科協主席期間，曾有過多次講話，每次講話都含有基于深思的獨到的思想。他強調要從國家戰略高度，在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認識科學技術的地位和科技工作者的歷史使命。他說：“中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掌握和參與發現最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對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給出科學的回答，發展相應的理論和技術，幫助政府制定科學的對策，這是中國科技界的歷史責任。”并且他強調科技工作者要從國家全局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多次舉出錢三強先生是一個榜樣，他總是超脫部門和單位的利益，從國家全局利益出發，組織領導科學技術事業和選用、培養人才。他對“科協是科技工作者之家”作了獨到而深刻的闡述，他說：“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遺傳因子，有自己的DNA，我們這個家的DNA是什么呢？那就是‘唯真求實’四個字！”他強調科技工作者要重視思想品德素養，確立崇高的價值觀。在世界物理年的講話中，講到愛因斯坦時，他說：“我們紀念這位偉人，不僅要了解他在科學上作出的重要貢獻，更要學習他在任何困難條件都一心為科學而獻身的精神，學習他為實現社會公正而無私無畏的奮斗精神。”對科技評價體系，他強調要避免評價體系的急功近利，提倡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引導科學家從事更有長遠影響的工作；他強調要重視科學技術的各個層次和各種類型的人才，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技術），以及科學普及等層次都應給予應有的重視。在大力培養、關心青年人才成長的同時，也要注意發揮中、老年知識分子的作用，使“人盡其才”。他希望領導者、管理者要首先做好管理、領導工作，為第一線的科技人員創造好的環境和條件。

光召雖然擔任了高層領導工作，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仍同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也保持著科學家的習慣和風格。他多次回到工作過的單位作學術報告并與大家交談。他給大家講了國際上DNA雙螺旋結構發現的故事，說明學科交叉對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他有一次回九所的研究室看望大家，有同志問道：“參加工作后需要的知識與學校學的不一致怎么辦？”他回答說：“學用不完全一致甚至用非所學是常有的情況，只有在工作中繼續學習，適應工作的需要。”他對各個研究院所和企業的新進展十分敏感，經常親自下去了解情況，仔細詢問。他特別鼓勵青年科技工作者扎實工作、求實創新。同時，也盡他之所能溝通學、研和產業的結合，促進成果的轉化應用。在科協評選“求是獎”時，他特別關照國防科技領域的“無名英雄”。在周光召基金會研究獎勵工作的指導思想時，他特別強調“要雪中送炭，不錦上添花”。

在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鄧稼先和周光召等一批物理學家負責核武器研究、突破的年代里，他們培養了一支事業心強、團隊精神強、學術民主、團結和諧的隊伍。大家都不習慣稱呼頭銜、職務，而是以“老”“小”相稱。光召雖然威望很高，且后來身居高位，但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同志，見面還是不習慣稱他“周院長”“周主席”或“周委員長”，仍習慣地稱他為“老周”，這也和他待人平和、親切直接有關。他的夫人鄭愛琴原是化學專業的，為了支持光召的工作，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到光召所在的單位，發揮她英語好的優勢，專門做科技情報的調研工作。她不僅是光召的賢內助，也對我們全所的工作很有幫助。他們生活儉樸，很不講究，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他們和女兒還住在一套只有5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房子里。

光召通曉多國語言，有著廣泛的國際學術交往，他勤于學習、善于思考，工作高效，才能出眾。他為國家和科學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載入史冊，他的優秀品格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系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