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轉化:“紅娘”為啥撮合不了產學研

　　做成果轉化中間人5年來，朱希鐸已經聽到類似的抱怨不下百遍了：一家研究所的負責人告訴他，他們研究所每年有200項新的科研ZL誕生，目前已經累積了千余項ZL。幾年來，這些ZL無一例外都成了“死ZL”，放在庫存里“已經快要發霉”。

　　5年前，朱希鐸從一家公司老總的位置上退了下來，抱著對企業研發需求的熱忱，來到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擔任常務副會長，試圖通過扮演紅娘角色來磨合產學研各方的關系。

　　近日，他所分管的第109家中關村開放實驗室落成。這100多家實驗室在5年內已經與企業合作開展276項基礎成果轉移項目。在欣喜之余，朱希鐸更多的是感慨：在轉化率低的背后，是成果轉化的主體——企業和實驗室之間既斷裂式的合作，又推諉式的配合。

　　做生意的和搞研究的是一對冤家

　　此前與一家實驗室的合作讓北京偉嘉人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廖峰記憶猶新。對方研發藥品的前端一直較為順利，也都比較符合廖峰的預期，但關鍵時刻卻掉了鏈子：藥品注射到豬的身上，“一點兒不管用”。

　　經檢查發現，是藥品的佐劑技術出了問題，“這已是產品研發的后端環節，也是決定藥品能否用于生產的關鍵性一步。”廖峰看到對方實驗室已經“不來電”了，便只能請一支工程化技術較高的團隊出山救“火”。與這家實驗室的合作也就不歡而散。

　　事后廖峰反思：技術跟不上只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科研單位的惰性。“他們做完前端之后就沒有欲望再往下做了。”這樣下來，他說，“科研與成果轉化成了兩張皮。”

　　兩張皮的局面并不能全都歸咎于科研人員。清華大學智能技術與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馬少平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在一些橫向課題上，科研人員也十分希望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應用到實際當中，但是一些公司的要求卻讓他難以接受。

　　一次，一家公司找上他，“開口直接要產品”，馬少平先是一怔，遲疑一下婉拒了這項合作。在他看來，科研人員好比是建筑設計師，更多地負責畫出圖紙，但公司直接要產品則意味著“不僅要交出圖紙，還要把房子建出來。”馬少平說，“建房子應該是公司的事情，我們要發揮自己所擅長的東西，干各自所干的事情，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朱希鐸每天要打交道的，就是這么一對互不待見的冤家。一方是做生意的，另一方是搞研究的，前者看不上后者只會寫寫文章卻不懂市場運作，后者則瞧不起前者眼里只有利潤卻不問學術；這對冤家不愿讓步的合作產物通常是個半成品，卡在了可上市成果產出的最后一步。

　　誰該往前走一步，誰要先走這一步，成了雙方爭執的焦點。這讓朱希鐸十分無奈，“產學研叫了這么久，之所以沒有太大的進展就在于兩邊沒人敢躍過這一步。”

　　唯科學家是瞻，更多的是唯科研評價體制是從

　　因為做的是農業生物技術，廖峰的合作對象更多的是與農業相關的研究院所和高校，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合作時實驗室始終占上風，企業則更多的是跟著學術論文后面“瞎跑”。但就在一次疫苗實驗的研發中，他發現最終出爐的成果和公司最初所描繪的南轅北轍。

　　后來，廖峰了解到，這次合作高校疫苗研發相應的論文獲得了一項學術大獎，論文也正申請在《自然》雜志上發表。看到幾十萬元的經費打了水漂兒，廖峰不禁感慨，最終得到的是有利于研究人員發文章的東西。即便如馬少平所說的圖紙，“也有可能在實驗室的掌控下畫偏了”。

　　中科院高能所網絡安全實驗室主任劉寶旭說，受制于考評內容，不少科研人員做科研的著眼點在發表科技論文和申請國家ZL，并沒有更多的積極性去和企業合作。

　　“科研院所很難在產學研中起到主導作用。”朱希鐸說，在當下的科研體制下，唯科學家是瞻，更多的是唯科研評價體制是從，這樣會讓更多的研發成果和ZL石沉大海。

　　企業給科學家出題用合同評判

　　朱希鐸眼中的產學研無非這幾大塊：基礎研究、核心技術研究、產品設計研究、樣品、中試、試銷、大規模制造、大規模銷售以及服務。在他看來，基礎研究是科研院所實驗室要做的事情，甚至一些實驗室已經走到了第四步，生產出樣品，而企業則主要停留在最后三步。

　　5年來，朱希鐸牽線成功的合作中，大多是擁有較多學術積累的實驗室或是有較強研發水平的大型企業，“在最后幾步中，誰能往前多走一步，更多地取決于實驗室科技成果的積累，以及企業自身科研水平的成熟度。”但這兩頭畢竟都是少數，“兩頭小，結合多；中間大，結合少”成了產學研的現狀。

　　朱希鐸說，如今的開放實驗室合作，與其說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主體缺位問題，不如說是進行了主體換位，“讓企業給科學家出題。”

　　“經費是我自己出的，題是我自己立的，我來決定方向、目標、考核、進度、經費、匹配，包括人員的組織，都由我來做。”掌握主動權后的廖峰常常進行階段性成果的評價，如果最后的成果沒能達到最初的設想，等待一方的就是合同的制裁，而非論文的評價標準。

　　對實驗室而言，這樣的合作也并沒有“吃虧”。馬少平向記者透露，在與某家企業成立聯合實驗室之前，該實驗室一年大概發表的國際論文是30篇左右，成立之后，這個聯合實驗室一年發表的論文數就超過了60篇，提高了一倍；另外，在國際核心刊物上，以前一年大約有一到兩篇的高質量論文發表，現在又增加兩倍，三年時間有十多篇論文，還額外申請到了26項ZL。

　　“如果真能讓兩者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還可以盤活動輒上千萬元的資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生物與醫學工程學院院長樊瑜波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重點高校的實驗室儀器資源，通常每隔五年就有相應幾千萬元的資金投入進行更新。而這些昂貴的設備對企業，尤其是一些新興的中小企業來說，有較大的需求空間，但又是他們自身的資金難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