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合作，闖出多少空間

　　 開放合作，對我國科學家來說并不陌生，這是科研工作中的必然活動。但與20年前甚至10年前不同的是，我們正在從跟在別人身后的“學生”，成為并肩而行的合作者甚至主導者，合作空間也更寬廣。開放合作與科技創新發展的關系，也正從“被動跟隨、服務輔佐”轉變到“主動布局、支撐引領”。

　　國際科技合作已成為全方位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提升我國科技強國能力的關鍵因素。未來10年，是開放合作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我國如何能夠抓住時代機遇，進行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的合作？找準新時期國際科技合作的問題與出路，方能闖出一番天地。

　　走出去：蹚出新路

　　“在我們什么都不會的時候，主要是‘走出去’，在尋找國際合作機會的同時，更多是跟蹤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科技和經驗。”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貽芳對《中國科學報》表示。

　　王貽芳表示，底子薄、經驗不足等原因，曾使我國在國際合作中處于被動局面，“但大部分事情不可能等所有條件都完備再去開展。我國高能物理領域的人、設備、經驗，都是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等這些起初看似條件不具備的科學項目中，逐步到位、成長起來的”。

　　隨著我國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的提升，國際影響力愈發顯著，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走向世界科技舞臺。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科學院有50多位院士在70多個國際科技組織中擔任主席等重要職務。

　　“國際間的科技互動，已經從曾經‘一邊倒’式的主動謀求演變為應邀參與，更多的是雙方的聯合行動與比肩攻堅。”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寧波材料所所長黃政仁表示，“走出去”不僅使我國科學家更加貼近科學前沿、貼近合作伙伴，使我國科研躋身世界一流水平，也使我國成熟技術有機會在海外轉移轉化，得以造福人類。

　　在各位受訪者心目中，開放合作是當今學界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動，人類健康、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化、外層空間利用等領域的課題涉及全人類共同利益，需要全球科學技術界共同應對。

　　以天文領域為例，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武向平表示，30米級口徑光學望遠鏡、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SKA……“現在的大望遠鏡工程不是任何一個國家能獨立承擔起的”。

　　同時，伴隨“一帶一路”倡議的穩步推進，中國科技力量又“蹚”出了一條新“絲綢之路”。

　　引進來：實力“圈粉”

　　中國科學院國際科技合作獎獲得者、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所研究員約翰·斯彼克曼，為在中國開展長期科研工作，辭去了英國阿伯丁大學專職職務，帶著全家來到中國，今年已是第7個年頭。

　　曾經，外國專家多為被動參與我國科技活動。而加強開放合作，不僅在于硬件投入、政策紅利，更有賴于科研環境的優化和科技實力的提升。如今中國科研環境越來越好，國際創新合作為什么不選擇中國？正所謂實力“圈粉”。

　　對王貽芳來說，感受最深的變化，是國際科技力量在我國大型科研項目中的貢獻水平越來越高。在大亞灣和江門中微子實驗中，國際貢獻分別超過30%和10%，外方總金額都超過千萬美元。“這表明我國項目的科學吸引力增加了，更顯示出我國大科學項目管理及國際合作水平的顯著提升。”

　　國際科技合作是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的重要方式。由于從事天體物理研究，武向平是國際合作的先行者，他牽頭在新疆天山建起的大型低頻射電望遠鏡陣列21CMA已經運行十多年，此項目延拓的低頻射電探測宇宙射線和中微子技術，吸引了法國、荷蘭、德國等50多個國家參與合作。

　　不過，早期卻也經歷過合作破裂。“曾有合作方要求把數據中心建在國外，可是我堅持數據要留在中國，然后對方就不跟我們合作了。”可以想見，其中爭執不會像武向平講得這么波瀾不驚。

　　武向平提出：“現在中國科研經費較之以往充足了，我們不排除少數合作是沖著錢來的。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任何國家和團隊都會珍視自己的資源和研究成果，因此開放合作也要有原則，我們應當為國家創造更多有利局面。”

　　再深化：宜放眼量

　　根據國家科技評估中心發布的《中國國際科研合作現狀報告》，我國的國際科研合作中心度從“十一五”時期的全球第10位上升到“十二五”時期的第7位，全球科研合作規模由第6位上升到第4位。中國科技力量的地位和重要性顯著提升。

　　未來10年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發展時期，也是國際科技合作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王貽芳提出，國家政策鼓勵科學家、科研機構參與、牽頭大科學工程，“我們現在能發起億美元量級的國際大科學項目，要爭取10年以后能發起10億美元以上的項目”。

　　中科院寧波材料所自成立起就非常重視國際合作，今年初，該所推薦的美國材料物理學家朱溢眉獲得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黃政仁認為，科技領域的開放合作近年來取得了長足進步，相比之下，相關政策、管理機制等方面的進步還略顯緩慢，比如財政性科技經費跨境使用的問題暫未得到解決，而這對實現國家級科研機構“走出去”，建設海外分支是重要影響因素。

　　“對于部分科研機構來說，目前的情況仍然是資源帶動任務，很多時候合作基礎并不充分。這樣的合作容易碎片化，難以產出有影響力的合作成果。”黃政仁還提醒，進入合作的實質性階段，最可能產生爭議的是知識產權分配，“涉及海外創新成果歸屬等一系列新的法律條文還不能滿足需要”。

　　對此，黃政仁建議，建設一支具有學術背景的高素質法務專員及咨詢顧問團隊。“國際合作的知識產權工作需要專門人才，要能夠從國際化的角度為對外合作中的實際問題提供專業的解決方案，樹立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