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食品之毒——

　　我國的食品之毒，已因輕責而彌深，再不宜溫湯慢藥的緩治了，刮骨去毒的重罰勢在必行，否則待毒入骨髓，將無方可治。

　　國家機關大部制改革是今年兩會的熱點，中央針對目前食品藥品監管“九龍治水”的混亂狀態，擬把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衛生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督職能統一劃給新部門，以實現對各個環節的食品藥品安全的統一監管。

　　治理必須治本。企業管理失范和政府監管不力是造成食品安全問題的兩大主因，監管機構的重組在規范、嚴格監管、暢通維權通道上有重要作用，但卻沒有觸及到食品安全問題的毒根。食品安全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者最大限度的追逐利潤，在違法成本極低的情況下，有毒有害食品的生產是不可能得到有效制止的。違法成本包括行政處罰、民事賠償、刑事處罰。當商家在從事某種生產經營可能付出的代價要遠遠高于其可得時，他們則絕不會為之;當這種行為無需付出高額成本時，便很難遏制，這是市場經濟的規律，而解決市場監管失控的問題也必然要遵循這種的規律。

　　20世紀初期，歐美國家的食品安全事件也是觸目驚心，但是他們走過來了，他們的經驗就是利用這種規律，采取重罰來打擊和威懾食品生產者。產品追回、天價罰款、嚴厲刑罰是這些國家治理食品安全問題的“三駕馬車”,而我國卻忽視了這個規律，只重查但輕責，導致治理成效甚微。

　　在行政處罰上，我國食品安全法規定了罰款、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等懲罰措施，但罰款的最高限額僅為貨值金額的十倍，消費者可以要求的賠償金僅為支付價款的十倍，這些罰款和賠償金的數額之低，根本不足以威懾問題食品的制造者和銷售者。另外，雖然規定了在情節嚴重的情況下，要吊銷生產許可證，但一些行政執法者從部門經濟利益出發，習慣以罰款了事，很少適用吊銷許可證的處罰，(對于小作坊等小型生產者適用吊銷許可證的多，對大型企業卻鮮有適用，而恰恰是這些企業造成的危害更深、更廣。)或者“以罰代刑”，對構成刑事犯罪應當移交刑事追訴的不移交司法機關。

　　民事處罰方面，由于消費者維權的成本過高以及大型侵權企業的強勢、地方政府的保護，這類案件提起民事訴訟的很少，集體訴訟更是鮮見，而民事重罰依據的缺失，遍尋全國也找不出幾件判罰被告高額賠償的案件。

　　刑事方面，雖然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對食品安全犯罪以及相關瀆職犯罪的刑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多次專門發文要求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關職務犯罪，但總體上對這類犯罪適用五年以上重刑的比例很小，一些辦案人員甚至認為在有毒有害食品僅存在潛在危害尚未造成人身實際損害的情況下，無需重判。因此，查處的結果是僅傷“制售毒者”的皮毛，一些違法企業即便被吊銷許可證，也能東山再起，而大多數企業甚至都無需另起爐灶，換個行頭，繼續叫賣。我國的食品之毒，已因輕責而彌深，再不宜溫湯慢藥的緩治了，刮骨去毒的重罰勢在必行，否則待毒入骨髓，將無方可治。

　　在食品安全的問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法院和法官可以也必須有所為。法院應當為食品安全類民事案件提供訴訟上的便利，降低消費者的訴訟成本。在實體判決上，盡量依據現有法律對侵權被告從重判處，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借助正在實行的案例指導制度，多發布重判案例，一方面便于全國法院參考適用，同時還可以起到威懾廣大“制售毒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