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協探索地方立法嚴管食品安全信息

　　上周，上海市政府法制辦通過市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征求政協委員對《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辦法（草案）》（以下稱“草案”）的意見建議，27位委員就此認真建言。

　　這項地方法規將規定對糧食及制品、畜肉及制品、禽類、蔬菜、乳品、食用油、水產品、酒類等類別的食品實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作為食品和食品原料以外埠供應為主的特大型城市，在國家和市相關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尚未涉及食品信息追溯體系建設的情況下，上海積極探索以地方法規的形式推動食品安全信息體系建設，無疑走在全國前列，委員們對此予以充分肯定。可操作還要講原則

　　多數委員注意到，“草案”將適用范圍限定于“本市食品安全風險較高、消費量較大的食品和食用農產品”、將“食品生產經營者”定義為“從事生產經營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的類別品種的食品生產加工企業、屠宰加工場、進口食品企業、食品批發市場和標準化菜市場的場內經營者、超市、大賣場、中型以上食品店、食品儲運配送單位、集體用餐配送單位、中央廚房、學校食堂、中型以上飯店”。

　　陳琪委員有過豐富的食品生產企業管理經驗。她說，作為地方性法規，其中“食品”、“食品生產經營者”的概念應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一致，不應在“食品和食用農產品”前增加“食品安全風險較高、消費量較大”、在“生產經營者”前增加“標準化菜市場內”、“中型以上”等限定詞，縮小監管范圍。陳琪實際上完全理解有關部門源于提升“可操作性”的考慮——不對“食品生產經營者”的規模或經營場所進行定義、不對“食品”限定品類，監管難度可能會大大增加。她指出既然國家法律有相應規定，就不能回避矛盾，但分步制訂可行目標則是可取的：“比如可以借鑒GB5749-2006《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實施方案，該標準將原來的衛生指標由35項增至106項，也是很大的跨越。”她說，一時達不到不等于就放棄追求，這部發布于2006年12月29日、次年7月1日實施的“國標”就規定“全部指標最遲于2012年7月1日實施”，很好平衡了理想和現實，這種思路值得借鑒。黃肇達、戴叔銘、吳延安、劉云霞、姜繼森等委員也關注到上述內容，但他們的觀點傾向于，在“食品”、“食品生產經營者”前再加上限定詞，看似提升了法規的“可操作性”，實際卻把判定“食品安全風險較高”、“消費量較大”、“中型以上”等執法界限的標準交給了操作部門量裁，可能引起各種風險的集中。有分工還要有合作

　　為了落實食品安全信息管理，“草案”規定了市和區、縣人民政府、發改委、商務委、經信委、農委、衛計委、財政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等各自的職責。

　　一些委員提出，這么多部門聯合管理，一定要有很細致的分工協作規劃，才能避免多頭指揮，做到無縫銜接。吳延安委員就注意到，市商務委平時的職責是主管食品流通行業，負責生豬屠宰場的規劃設置，負責酒類流通領域的質量安全監管等。但這個“草案”要求市、區縣商務主管部門負責推進安全信息追溯系統的建設、運行、維護和管理等工作，其可行性受到影響。他和戴叔銘委員都注意到，“草案”沒有規定工商行政部門的職責。吳延安認為，對散裝食品進行質量安全監管，工商局很有經驗，應該列入；戴叔銘認為，工商局發現商戶有法不依時，不只是罰款，嚴重的還能吊銷其營業執照，很有力度，“草案”應該考慮列入。

　　陳琪委員提出，上海市場上食品大部分都不是本地生產，地方性法規應該從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制訂相應的管理辦法。李錦軍委員的關注和陳琪類似，他認為，“草案”應該增加與外省市相關部門協調的內容，對外省市食品生產加工企業信息的真實性進行抽查或核查，否則很難避免“來源是真的，信息是假的”的現象。夠力度還須講技術

　　“草案”第十七規定“標準化菜市場的場內經營者、超市、大賣場、中型以上食品店經營者應當將其經營的食品追溯信息上傳至追溯系統，打印每筆交易食品的追溯單據，供消費者查詢，并確保打印設備完好運行。”

　　這條也是委員評議的熱點。安翊青、陳琪、葉強等委員都認為，每筆食品交易都要把追溯單據打印出來沒有必要。安翊青建議，提供每筆交易食品的電子追溯單據，消費者可憑單據號進行查詢；葉強委員建議可以在商場增加自助式查詢服務或者就把追溯信息打在收銀小票上即可，不必單獨打印；陳琪建議，只要把食品的追溯信息上傳到全市統一的數據庫，供消費者網絡查詢即可。她認為，把追溯信息放在全市統一數據平臺，查詢的同時順便把商家也給監督了，一舉兩得。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關注這點的委員都傾向于建立全市統一數據庫、提供一種便于用手機等移動終端查詢的方式，認為這是最快捷、最可靠的辦法。

　　吳延安、劉云霞、黃肇達等委員站得更高，他們提出在食品安全追溯系統建設管理中，要更加重視信息技術，要站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高度，充分運用云計算、物聯網、移動數據通信等先進技術，并重視數據接口的標準化。在這方面下工夫，上海領先一步的探索就有“可復制、可推廣”的可能，會帶來更大的意義。